历史，尤其是自己国家文化的发展历史，并不只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人存在的基石。人存在的意义，无不是根于历史而展向未来的，过去的历史传统，构成了我们理解的背景。我们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界，并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唯一依据，仰赖的就是这个力量。

　　当我们漠视历史时，历史也正在遗忘我们。

　　我们需要一部能够具体而清晰显示中国历史之变迁与发展的史著，好让我们观人文，察时变，揭明中国历史的源流。

　　任何人只要看了这些文章，中国文化如何抟塑成形，中国历史如何兴动迁变，必皆可一目了然。

　　一切历史的变动，都要显示在人文成品上，而文字，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文章本身，不仅记载了历史，也解释了历史。而这些遗存的文献记载之中，又有一些，不只是记载，不只是解释，更直接塑造了历史，产生了绝大的变动，引导人类或一个文明走向另一个全新的境地。例如董仲舒的《贤良对策》、韩愈的《原道》、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类。历史之流，因这些文献出现而扭动了航道，因此，它们是积极地改变了历史的文章，一纸之微，旋乾转坤。

　　还有些文章虽并未直接塑造、改变历史，可是它反映了时代的变动，刻画了历史的轨迹，影响了后来的发展，如秦始皇的《初并天下议帝号令》、嵇康的《养生论》、欧阳修的《朋党论》、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等，对历史之流衍，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文章，是中国历史甬道里，一座座里程碑、一盏盏标示其曲折面貌的灯簇。把这些爝火灯盏串联起来，即成了一条蜿蜒灿烂的中国之路。中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站一站走过来的。

　　换句话说，历史如果有所谓的“转捩点”，这就是了。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不断在转捩点上，人类也永远在对其生存情境做价值的判断、意义的创造、技术的更新和生命转捩点式的抉择。他们或如《太极图说》，张皇幽眇；或如《天工开物》，寄情物理；或究几何之原理，或申薙发之禁令；或者馆开四库，或者奉天讨胡。孔子改制、铁云藏龟，政治经济学术科技，各个层面仿佛都在齐声用力唱出一种历史的理则：人类的历史，毕竟是由人类自己用他自由的意志与思索，努力创造出来的；不论幸福还是沉沦，一切也都得由他自己来负担。

　　本书既是一部文章精选，也是一本特殊的中国历史读本。

　　我们选辑的文章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文章改变了历史，二类是文章标记了历史的改变。

　　前者是说中国的历史因这些文章而改变了命运，或者倒过来说，是这些篇章形塑了中国。例如，若无李斯《谏逐客书》，秦国可能就把包括李斯在内的各国谋士全赶回老家去了，那么后来秦也就未必能统一天下。若无董仲舒《贤良对策》，汉代黄老之治的现实就不会改变，中国而后独尊儒术的历史也未必由此确立。又若无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引发了倒袁的风潮，袁世凯称帝之事到底如何了局，亦无人可以预料。故这类文章可说是具体牵动了历史。

　　后者，则是历史变动之直接证词。例如政事方面的《除肉刑诏》《南京条约》《太平天囯奉天讨胡檄》；学术思想方面的《论六家要指》《移让太常博士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论迎佛骨表》《太极图说》《译〈几何原本〉引》等，或代表一个新观念、新时代之出现，或宣告了变局之形成。

　　两者结合起来，中国的历史轨迹即粲然可见。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原始文献更能直接说明历史了。对于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忙不迭地替它解说，用我们的想法和一套套的理论去涂饰它，其实把这些文章摆出来，由它们自己说明自己，岂非更为直截真切？

　　凡在历史上足以形成伟大影响或足以昭示后昆者，其文采亦必足观。

　　我们这本书，就是依观世与观文这两个目的而作，两者且是合一的。

　　效法孔子，述国史之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方法也仿孔子《尚书》。直接选录历史进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记录，和最能体现历史变迁的文献，让历史“自己呈现”出来。

　　例如前面讲到的秦，其所以能统一天下，不是靠一般俗人所以为的酷刑、恶法、虎狼之师，而是能打破内聚垄断、广聚人才，李斯《谏逐客书》就是这封改变秦国命运的信。由此建立的秦，所创造的中国历史大变动，则是废封建、立郡县、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李斯《议废封建》、嬴政《初并天下议帝号令》这两篇就显示了这个变局。

　　诸如此类，凡国史中有兴革、有变动、盛衰足资取鉴，治乱可见天心之处，都有这类大文章为其证词，或文章本身就是“当事人”。

　　例如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是玄奘取经的证词，总说其事之历史意义；《释教在道教之上制》则是武则天想改朝换代，故提倡佛教以压制唐朝崇奉道教的具体措施，属于当事人。与韩愈提倡儒家、反对皇帝佞佛的《论迎佛骨表》，或武宗灭佛时颁布的《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性质相同。

　　把这些文章串起来，自然就可看到一部面貌清晰的中国通史。不必另行诠释，不容乱涂胭脂，当然也就避免了误解和蓄意的曲解。同时，由于历史经常被一篇文章旋乾转坤，扭转了它的进程，让人对于曹丕说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印象深刻。是想，若无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哪有后来的独尊儒术？若无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清朝哪还能延续？若无左宗棠的《统筹新疆全局疏》，新疆哪还是中国领土？

　　我现在把《尚书》之后具有经国大业价值之不朽文章都选上了，除了可以通观国史，事实上也是最好的文章学习模板。

　　《尚书》是我国上古史料的渊薮，保存了大量的上古公文档案，其中如《周书》的《大诰》《康诰》《酒诰》等篇，其重要与可信的程度，较诸考古发掘所得的甲骨文与金文毫不逊色；而屡经附益的后人传抄之作如《尧典》，也依然具有不可抹杀的史料价值。

　　我们今天以甲骨文、《山海经》来和《尧典》对照，其逐渐脱离神话，而具有政治理想色彩的演化过程犹历历在目。

　　就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而言，《尧典》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及道德修养的永恒典则，尤其禅让政治对后代的影响之深，堪称无与伦比。

　　近代由于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发展，我们对先秦文献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与体会，读《盘庚》之文，于诘屈古奥之外，也能够领略它所特有的质朴之美，那是早期散文所特有的口语成分，不假修饰，娓娓道来，于自然质朴中有其动人的力量。

　　《牧誓》宣示了殷王朝灭亡的命运，展现了吊民伐罪的“革命”意义，也开启了周代八百年的统治，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变动，对后世政治哲学影响深远。

　　《利簋铭》是证实武王伐纣日期的重要文献。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从此吊民伐罪的“革命”意义成了中国历来改朝换代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么一段重要的史实，我们所能得到的史料太过有限。利簋的出土，具体证实了文献所载武王伐纣的确切日期，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

　　“洪范”之学始而平易，继则附会《春秋》灾异说，终于附会谶纬，而其功能则经师用以干禄、人臣借以谏君，有其悠谬的一面，也有其严肃的一面。

　　这篇《大诰》便是周公当时主张东征的历史文献。

　　周公对周朝的官员及盟邦君长倡议东征，其方法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

　　《大诰》还有另一点值得注意，即“避讳”的观念。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观念正是周文化所以“郁郁乎文哉”的基础，也是后代“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大义的滥觞。

　　《尚书康诰》是西周初年有关法律及对殷统治政策的重要文献。

　　周人对殷的统治政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周公摄政、平武庚之乱为转捩点。

　　周王朝的封建制度以宗法为基础，这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社会结构，其必须强调“父慈子孝”并以之为行为标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伦理道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康诰》所载周公对“孝养”观念的阐发与重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伦理道德是如何植根于社会的。澳门最精准免费资料大全旅游团 ,确保成语解释落实的问题_优选版0.692

　　何尊是近年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可以印证文献所传述的西周史事。

　　周初史事，邈焉难详，近年出土器物日多，渐渐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尤其重要的是，一些向来以为不可信的文献记载往往因出土器物而得到印证。

　　西周时期由于重视马政，对马的认识逐渐深入，连带地发展成为“相马”之术。战国时期有伯乐相马、九方皋相马等传说故事，《吕氏春秋》提到“古之善相马者”有寒风、麻朝、卫忌、许鄙等十人。另外也产生了《相马经》之类的著作，这种鉴定马匹优劣的方法，是长期经验的累积。

　　西周中叶以后，我们开始看到有租田易地的事实，《裘卫盉铭》就是最好的例证。

　　土地所有权，由西周初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西周晚期“什一之税”，到春秋中叶以后鲁国“初税亩”，一步一步朝向土地私有的道路前进，由公有而私有而兼并集中，终于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裘卫盉铭文提供了活生生的见证。

　　《史墙盘铭》在王名与史墙祖先的名号上都冠有美好的形容词，这似乎就是后来延续将近三千年的“谥法”。

　　本书选录西周的器物偏重在恭王时代，这是因为周文化自武王克殷之后，发展至恭王而达到最成熟的阶段。由器物的形制、花纹以及铭文的字体、文体，我们都能得到旁证。

　　《史墙盘铭》不仅是西周史官叙事文的最佳范例，也是研究西周文化的重要材料，尤其有关谥法的建立，本篇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禹鼎铭》记录了厉王时代周人与以鄂侯驭方为首的南淮夷之间的战争。

　　楚国兴起，尽灭汉阳诸姬，遮断中原与江淮的通道，从此以后，荆蛮楚国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楚文化的影响力也随之日益扩大，这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实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一将功成万骨枯”，诗人歌颂的功勋原是由血肉凝聚而成的。

　　换句话说，就文化层面观察，战国时期中国境内无所谓华夏或夷狄；而“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实亦有客观的事实为依据。

　　中国文化的包容力是我们今天都引以为傲的，早在两千三百年前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度量衡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透过对于古代度量衡制度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深入而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的真相。

　　秦始皇琅邪台刻石说：“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这话一点也不夸大。后来西汉整套度量衡制度都承自秦代，甚至秦以后两千余年度量衡单位的数值虽有变化，但基本单位及其相互的比值却沿用不改，与统一文字同为幅员广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的现实基础。

　　秦始皇能统一天下，大抵在重用客卿，尤其能以李斯为丞相，废封建，置郡县，定律令，筑长城，北却匈奴，奠定统一天下的大业。尤其一个国家本就有既得利益之争，秦王能因李斯之言当下反悟，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摆脱现实的纷争，也正可作为后世的最好借镜。

　　历史的进展是前后相连、因果相关的，但是其转变的要件不可忽略。

　　封建制度的崩溃，是经过周朝数百年的历史变迁逐渐造成的，但是封建的理念依旧深入人心，李斯以利害的观点来加快废除封建的速度，有其历史上的意义。

　　秦王政二十六年终于兼并六国，统一了天下，数百年纷争扰攘的分裂局面复定于一尊，两千年君主之制从此开端。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秦王政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他想与历史人物一较长短，与当代诸侯一比高低，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胜利者，他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是始皇帝，后世子孙二世、三世、十世、百世、千世、万世……传之无穷，这是多么可怕的暗示！后代帝王从他这里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训呢？

　　所谓“礼”，范围十分广泛，举凡礼仪、制度、风俗等都可以包含在内。《礼记》的内容，大致可以区分为二：一类是讨论礼制、礼义的文章，另一类则是儒家的哲学思想。总括地说，《礼记》就是一部儒家学者论礼丛编。

　　《周礼》所言为国家的制度，也可说是群体行为的规范；《仪礼》则记生活的仪文，也可说是个人行为的规范：二书所言都是“礼之数”，也可说是礼的具体事象。《礼记》所说的则是“礼之义”，也可说是礼的抽象道理。

　　《礼记》一书保存了儒家借助制度仪文以引导人生走向健康幸福的理论与理想，不但不因时世的变迁而没落，相反地，如今已成为通晓儒家“礼”之精义的唯一要籍。

　　《礼运篇》所揭橥的理想不但成为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且其所阐述的治国之道也为历代君臣上下所重视，尤其“大道之行也”一章，谓之我国的立国精神亦不为过。“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是则《礼运篇》的意义又不止于历史与文化，实将与我国族同其繁荣茁壮，千年万载，永垂不朽。

　　刑罚是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依法律规定对犯罪人实行惩罚的一种强制方法。

　　在五刑之中，除了辟为死刑之外，其余四者都是对犯罪人的颜面、肢体加以伤害，使其留下永久性的生理残疾，这也就是古人所谓“斩人肢体，凿其肌肤”的“肉刑”，据说最早起源于夏朝。

　　农业问题，在号称“以农立国”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在土地问题得到正本清源地解决之前，任何减轻田租的措施都是舍本逐末，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农民问题。

　　所谓“正本清源”，就是从整顿田制着手，一方面限制土地兼并，另一方面真正实行授田制，使农民拥有土地，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一来，农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便能安其居、乐其业，如此方能彻底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以及伴随此一问题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甚或政治问题。

　　可惜晁错的《论贵粟疏》虽然影响了后世历代政府的施政方向，但其立论本身仍有缺点。他注意到“损有余，补不足”，却没想到商人、地主纳粟买爵之后，社会地位必然更加提高。何况自战国以来，“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西汉时期这种局面愈演愈烈，最后不得不由王莽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悲剧英雄的角色。王莽遵用《周礼》，行“王田”之制，扰攘数年，一事无成，最后竟死于商人杜吴之手。而土地兼并也就如黄河之水，经九曲盘旋，迂回转折之后，终于一泻千里了。

　　《难蜀父老》原是一篇公文书，却设辞问对，用赋体来写，这为六朝文体辞赋化首开先例，对后世文体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这一篇表面是宣明通西南夷之旨，为皇帝寻求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对蜀父老之辞，也有所详述，其间正议侃侃，为一致之舆论，也是中国驭夷的正论，自有反映民意的作用。而使者的回答，多用颂辞，但意不在颂，恰在于讽，这正是弦外之音、文外之旨。劳民通夷，果是为恩泽广施，拯民于水火？或是为开拓边疆，好大喜功？义利之辨，正在于此。武帝后来有轮台之悔，在这儿已有所启发。而此时西夷既通，自当与民休息，这也见其规讽之义，辞赋家谲谏之法，于此文可见一二，扬雄《长杨赋》即承此而规谏。

　　“天人三策”的内容是建议汉武帝去刑罚，崇教化；抑豪门，选郡吏。主要的宗旨则在尊崇儒术，以儒家的德化之治，代替秦朝的法术之治。

　　董仲舒“天人三策”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既深且巨。在政治方面，走上西方人所谓的“开明专制”之途。一切政策的考虑，必以人民为依归，政治则以人民为目的。在经济方面，走上以道德为前提的均平适度之路，不致产生资本主义。在社会、家庭及个人方面，儒家之伦理成为维系秩序之规范。2024年澳门特马今晚开码,重要性解释落实方法_钻石版5.781

　　对策得以为武帝所采纳，只是客观条件之一而已；主要的还是靠儒家的主观条件，即它必须具有被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内涵。大抵儒家是为安顿人类之生命而设计，不偏不倚，大中至正，最合于人性。自此而言，儒家思想具和谐性与安定性。而对于所设计之礼仪制度则主张通权达变，因时制宜。这又表现了通变性与革命性。由于它的通圆融，所以一经董仲舒提出，就朝野翕从，以至根深蒂固，百世垂统。

　　儒家决然是以仁民爱物的胸怀、天下为公的精神、四海皆兄弟的态度去思考人生的问题的：其终极目标在安顿每一个生命。断断不是为某一姓、某一家、某一政权而设计的。

　　有文学作品而后有文学批评，有学术思想而后有学术流别的剖判。《论六家要指》一文就是在先秦学术思想蓬勃发展以后首先出现的剖判学术流别的重要著作。它将先秦泉涌蜂出的学术思想剖分流别、批判得失，开启了《汉书艺文志》及其后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剖判学术的先河。

　　《论六家要指》还是先秦以来比较周延的学术评论。

　　从事学术流派的剖分与批判，需要相当高的学术造诣，既须深入于各个思想家之思想体系中，又须凌空鸟瞰，总览全局，然后才能看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脉络与走向。《论六家要指》的作者司马谈，先世以来即为史官，掌管皇室图书，既获名师传授，又得以博涉群籍，所以他剖判先秦以来的学术流派，大抵很能把握各家的要旨；评论各家的长短，也都能切中要害，堪称平允，从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之深。他的儿子司马迁后来著了一部震古烁今的《史记》，原来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不过司马谈在评论六家的得失时，显然对道家特别赞美。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司马谈立论的背景，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与当时汉景帝母子之崇尚黄老有关。

　　西汉宣帝以后的政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儒家政治权位提高，儒者出身的大臣成为朝廷中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把持。演变到后来，外戚王莽便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篡取了汉室的地位。

　　新王朝的建立，是汉代儒家理想的实现，他们认为秦朝暴乱，遽然灭亡，汉袭秦政，也使得帝王政典不能完善。

　　秦与新，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的朝代，这两代也都有大规模的改革行动，又都归于失败。扬雄怀抱儒家的理想，瞻仰这个新王朝的兴起，当然充满了文化的憧憬，但这位大思想家，仿佛又在历史的流变中看到了新祚不能长久的命运，美新而又剧秦，遂为新莽装点了一幅悲喜交集的图像。

　　秦始皇之焚书，使后世学术界引发无数的争论，首先遭遇的就是汉代经学上的今古文问题。

　　今古文学的分别，不仅在字体；凡字句、篇章、义理都互有差异，因此导致学说不同，宗派不同，对于古代制度的见解也不同，甚至对经书之中心人物——孔子——所持的观念都不同。所以，今古文学家之间颇有争执。

　　郑玄是两汉经学集大成的人物，虽与何休有争论，但其学实以涵容各家、糅合今古为特色。他遍注群经，兼采今古，成一家之言。当时学者正苦于今古文学派“家法”之严整，见郑玄通达博大，无所不包，乃翕然归之，不再讲求家法。于是郑玄对群经所作的注解，大行于世，而前此今古文学的训释则逐渐销声匿迹。总之，今古文学的地位，到了郑玄就拉平了，追溯原始，实由刘之努力奠其基。而他这篇《让博士书》实是转变学术方向的主要因素。

　　汉代以后今古文之争，却仍贯穿两千年的学术史政治史。直到清末，今文学大盛，今文学家仍痛骂刘歆，认为经典都被他窜乱了，康有为《孔子政制考》等书即为代表。此一公案直到近年才逐渐淡出人们之视野，可见此文影响力之一斑。

　　司马迁于西汉武帝时代撰成《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讫太初。此后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动日益剧烈，而人们的价值标准也连带地发生变化。到了东汉初年，经历了王莽时期的改革，学者对于当代的反省更为深入，我们可以由班彪的文章看出这种思想的转变。

　　我们只看西汉初年笼罩一代的黄老思想，西汉初年轰动一时的游侠事迹……在班彪父子心目中都已经不再具有权威，不再代表正义真理，则《汉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可以思过半矣。换言之，这是个儒家价值观当道的时代，经史之学为学术之流。后世史家虽然都推崇《史记》，但价值观其实仍依循《汉书》。

　　《汉书》是我国断代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其起讫以代表政治权威的朝代为标准，其体例则大致仍沿《史记》之旧。后代官、私所修正史都仿其规模，其成为断代史的典范之作。这篇《叙传》，基本上模仿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文中自述家世，列叙祖德，引录长篇大论的文章，不但建立了断代史的传统，对于后代自叙类的文章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白虎通》的内容，并非直接讨论今、古文经书的问题，而是记载一些关于政治哲学的思想，希望透过这些思想，达到建立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目的。

　　在伦理道德方面，《白虎通》提出了三纲六纪，即此处所选的文章。所谓“纲纪”，就是要人牢牢遵守的大经大法，绝对不容许丝毫的爽失。这是因为《白虎通》视人伦有严格的道德关系，所以对于各种人伦称谓，都加以详细的解说，其目的就在叫人严守分寸，避免有僭越的行为。三纲的名称虽然出自纬书《礼纬含文嘉》，《春秋繁露》也曾提及，但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已略见端倪，所以可视为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

　　“三纲”一词又与“五常”连称，遂成为古人日常的生活规范，不时出现在世人的口中。不过，其影响所致，也产生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误解之口号，对于古代政治、社会的安定，虽有很大的作用，然而有时却又显得过于僵化。难怪五四运动的时候，会喊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其反对的就是滥用三纲五常的权威。

　　《说文解字》不但保存了许多古文字及其音义，而且体例谨严，成为后世字书的典范。

　　《说文解字》的重要不仅在于保存古文字资料，更重要的是它那谨严的条例。

　　整个《说文解字》所呈现的就不仅是文字，而且包括汉人对宇宙万物的整体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说文解字》不单是一部字书，实际上也是一本隐然自成体系的汉代哲学思想论著。

　　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能够认识殷周甲骨文与金文。换句话说，《说文解字》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

　　《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没有消失，今天我们对于文字的分类与理解仍然依据许慎的部首方法及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书”，这实际上是战国以来所流行的分析文字的理论。不过许慎是个集大成者，理论说得比较周延，叙述也比较有系统，更重要的是，他真正将这套理论普遍地用来分析、解释文字。

　　总之，《说文解字》保存了先秦古文字的形体与解释，提供给我们先秦时期的词汇，创造了部首偏旁的条例。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贵的资产，具有恒久的价值，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并发扬。

　　在张衡之前已有人造过浑天仪，如汉武帝时的落下闳、汉宣帝时的耿寿昌。但是张衡的浑天仪，比早期的制作进步。他们所造的浑天仪，其实是浑天象，即天球仪。

　　《浑天仪注》一文，为浑天说的重要著作，实际上就是一篇浑天仪的构造说明书。由于这篇文章，使得浑天仪的结构和样式，可以代代相传，至今我们犹能见到汉代浑象的大体模样，这不得不归功于张衡。至于张衡以漏水转动仪器的科学原理，又启发了后人的思想，北宋苏颂制成世上最早的天文钟，成为现代机械钟表的鼻祖。

　　道教原为神仙方士之流，并无严格之组织，到了东汉，因为佛教的传入，受其感染，渐渐组成有系统的宗教，如太平道、黄老道、五斗米道，都是早期的道教。佛教初入中国，乃依附道术而行；而《太平经》为原始道教的经典，不仅吸收阴阳谶纬、神仙术之说，亦含有佛教学说，对于后世佛、道二教之流行，都有不小的影响。

　　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印证于日常生活的修养，它固然可以评议、比较出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但却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毕竟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端正人的行为与社会风气，而不是与人一较高下来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

　　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优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这种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产！这两条路线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的历史主流。

　　曹操的《求贤令》代表了对东汉士风强烈的反动，道德无用，唯才是举。这种弃德唯才的政治风格，若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观之，可谓其来有自，到底是对是错，很难遽下断言。

　　魏武的《求贤令》，开启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格。

　　《典论论文》是由文以致用的精神，指出文学和政事的关系，由“经国之大业”知文学和事功可以并侔，而“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更给世人一大鼓励。

　　对于文学体裁，本文也作了一番区分，“夫文本同而末异”，“本”指其本原，“末”则指各体依不同之要求而展现不同的特点。曹丕提出其依文体不同，而有雅、理、实、丽之别。自是由笼统进步到分析的阶段，将以前只有本文而不及于各家特点的不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而以后，陆机的《文赋》、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本于此篇而加以开展。

　　本文为文学批评史上现存评论论文专著最早的一篇，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曹丕于文中打破了向来轻视文学的观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于文学的价值问题，有一番见解，从此文学的地位，跟以前大不相同，尤其在六朝更是如日中天。所谓“巧构形似之言，争价一字之奇”，也可见得此文的影响力。

　　中国自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更号始皇帝后，已建立统一的基础。四百年来，虽偶有变乱，而统一之政权终能维持不坠，统一的观念亦深契人心，诸葛亮率师北伐，便是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但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得统一的理想破碎，割据的局面不得不维持下去。诸葛亮死后，蜀汉尚维持了二十九年才覆亡。此次天下鼎立，对东晋以后南北对峙、天下分裂有极大的影响。

　　当然，《出师表》并不须对未来天下分裂负责，它只反映历史小说喜欢说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这一事实罢了。另外，本文较直接的影响是在文学和道德上。在文学上，它深受宋以来几乎所有文学家的垂青；在道德上，它与李密的《陈情表》则合称为教忠教孝的双璧。

　　中国的神仙方术之说，战国时代就有了。但将这种神思缥缈、诡异幽隐的外衣剥落，直接给予延年益寿的可能，其理论的建立，当推嵇康的《养生论》为首。

　　《养生论》之作正是提供时人挣脱生死的极限，超越现实的苦闷，带来延年益寿的希望，并为炼丹服药的修持广开方便之门。无疑，这也是向黑暗动荡的时代作消极反抗的最佳注脚。

　　《养生论》相信人通过身心的修炼，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可能，于是导引吐纳、丹鼎养生的学理遂在士大夫间流行，而服用五石散的风气也大行于世。其对道教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医药养生以及百科众技之学的贡献也很大。况此种俗化了的老庄修为，无疑替文学注入了一股浪漫神奇且诡异迷离的色彩，提供了传奇志怪与游仙蹈隐的文学绝佳的铺排题材。

　　民族融合是极困难的过程，往往须付出大规模流血斗争的代价！从歧视、误解、流血冲突、报复，到了解、相互影响融合，再共创新文化、合成新的民族要付出长期的时间、血汗和泪水，要历经大至国恨家仇，小至个人恩怨等复杂、纠结的苦痛。但这些苦痛又如分娩的阵痛，它带来的新生与希望让人于事后深感值得。

　　所以，抢先一步徙戎以避祸，或误了时机待祸及身，到底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好是坏，这要看用什么角度评断。就汉族本位的角度或历史短期利益的角度来看，是可悲可叹的；然而若就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或历史长期利益的角度来看，是件亦悲亦喜、由悲转喜的事。

　　江统的《徙戎论》是一篇与中国中古史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文章，它表现出一种先见之明的政治智慧。但很不幸，这种智慧并未被主政者采行，而坐失防患未然之良机，反成为一串逆料中原残破、胡汉流血交斗的悲切预言。假设江统的《徙戎论》得以实行，则五胡乱华的历史惨剧或可不必上演；但胡汉之间的种族大量融合、中华民族的更新、南方的开发或许也会因此而晚上千百年？

　　当然，反于历史事实的假设，对史实的探究并不具意义，但却有助于分析某项政策或作为对历史事实发展的重要性。依此看来，江统的《徙戎论》虽没有积极地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却消极地证明，在西晋时，华夷杂处，胡族内移中原的事实如不调整，华夏民族的政权命脉必将受到危害——即汉族将因此失去统治中国的主宰权。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在逍遥中夹带着悲情，它透露出一个讯息：死生亦大矣！人生在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也任它快然自足，放浪形骸，但终将有走到生命尽头的一天。这怎不惹人伤感呢？

　　《兰亭集序》对生命的归宿表现出极度的伤感。但它并没提出解答，也没有提出该如何面对伤感、克服伤感以设法把“诗心”的灵秀美与对生命意义肯定的庄严美结合起来！

　　这不仅是王羲之个人的生命态度，也是那一天所有与会者的人生态度，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士人的人生态度。新澳天天开奖资料大全三中三 ,确保成语解释落实的问题_优选版0.692

　　这种人生态度展现在政治上是不知进取以鸣高，展现在文学上是自然、唯美，展现在时代精神上则是潇洒自在、罔顾现实，遑论未来。于是士阶层与天下兴亡变得不相干了。

　　《兰亭集序》一文对中国历史重大的影响是，它反映出南方士族在中原丧乱后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虽衍生出一套雅致脱俗的生活与文化，但是注定日后中国再统一的工作将由胡汉合作的北朝来完成。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笼罩群言，从成书之后到现在，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专著。

　　《文心雕龙》除了体大思精外，更重要的是它能超脱时代环境的影响、唯美的风尚。比如在讲求对偶、注重音律乃至于雕章琢句之外，它更能重视文学的内容，以及儒家思想的立场，来作为时代的中流砥柱，以矫时弊，因而此书实有其时代批评的意义及价值。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更有无与伦比的重大影响力。

　　《宋书恩幸传论》所谈，是我国专制政治的基本问题：君主一人独掌权力中枢，势不能照揽全局，于是恩幸小人便包围了君主。几千年的祸乱，从这一篇文章里都可以看出端倪。另外，造成魏晋南北朝门阀社会的原因和弊病，在本文中也有深刻的剖析。

　　总集的编纂，一直有它的时代意义，编纂者或偏重于保存文献，因而极力搜罗，或着重挑选，因此加以删定，以去芜存菁。最早的总集应该是《尚书》与《诗经》。《尚书》的情况前文已有说明。《诗经》则是孔子删了古诗二千多首，而保存了三百零五篇。但是《诗经》只录诗歌，未尝登录文章，其后的《楚辞》亦然。晋朝以后，如杜预的《善文》、李充的《翰林》、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刘义庆的《集林》等，都是选文章的。然而这些都已失传了，所幸至今犹留传下来《文选》一书，方保留了周秦到齐梁间的诗文佳作。

　　萧统选文以翰藻能文为准，在古代的众多作品中加以选择，不但完成了这一部重要的选集，更把我国以前文笔不分的情况改变了。从他以后，纯文学作品就此独立于一般文学作品之外，而有所谓“文”“笔”的分野，使得士子能有所依循，功不可没。

　　由于本书将上古内容好形式又美的文章都加以选录，因此以往读书人必熟读文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可见其在科举时代的重要性，无怪诗圣杜甫也要勉励他的儿子“熟读文选理”。《文选》真不愧为我国一部最重要的诗文总集。

　　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明的第一座难关。由于北方新民族的加入，华夏文化受到空前的大考验。但中国文化终于含摄了北方文化的撞击，而融成一个波澜壮阔的奇景。

　　在这大融合的过程中，代表北方新民族领导地位的，首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魏自太武帝统一北方后，由于接触到内涵丰美的华夏文化，便以极缓的速度步上汉化的路途。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把立国基础由武治变为文治，革除世代的陋习，最重要的是便利吸收汉文化与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乃决心把都城从偏北的平城，迁到当时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此举对北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与华夷民族的大融合，实为决定性的关键所在。

　　《迁都议》选自《资治通鉴》，记载议定迁都的原因与过程，为影响中国文化命脉与内涵的重要篇章。

　　在这华夏与夷狄文化空前的大交汇中，孝文帝耗尽了毕生心血，于迁都之后，完全采用了中国的文化，禁胡语、禁胡服、改汉姓、娶汉女、立学校、正礼乐、行古礼，竟比南朝的中国更富有古典的色彩，此举确实带给元魏社会组织的改变，以及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的美化，浑然跟汉民族熔铸为一体，充分显现出“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夏文化含融并蓄的大同本质。

　　另一方面，华夏文化已然征服了北方的新民族，使得六世纪隋朝统一南北后，不但在政治上保有完整性，而且在文化上南北合融的统一更加圆熟。由于异族活泼昂扬的生命力，注入到了中原古老民族的血液中，激发了新的创造力与变化瑰丽的开阔气象，影响到中国文化再次达到灿烂璀璨的巅峰。

　　欲探究历史的意义如何，必须紧扣住当时的时空背景及价值导向，在当时特定时空背景、流行价值的映照下，才得以掌握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准此，则颜之推这份他自谦“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家训，实深具特殊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

　　它所代表的深刻的文化意义是：北朝的士族，在中原丧乱、陷身于异族宰割的困境下，不但没有怀忧丧志或自我流放，反而忍辱负重，以无比坚毅的精神，将儒家的学术理念与精神价值以一种踏实的内容、朴素的风貌来自我激励并传之子孙，将此文化的种子在浇薄的土地上播种、耕耘。

　　它所代表的深刻的政治意义是，士族的良好家风所造成的社会地位，成为当时战乱流离中一般百姓仰为领袖的力量，亦是异族统治者欲学习治理国家请教与合作的对象。这种胡汉的合作，促进了双方的沟通、理解，也促进了胡汉的交融、创新。胡人提升了其文化水准，汉人革除文弱气，增强其勇武性格，化育为新的民族，使中华民族更具活力与开创性。

　　由上述两点观之，《颜氏家训》所代表的意义又何止一家之训而已？它更代表了北朝士族在南北朝时期对胡汉融合、民族更新所作的深远、重大的贡献！

　　其次，家规家训家教在中国宗族之传承发展中地位极其重要。《颜氏家训》后来也成为千余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巩固其家族意识，建立子弟价值观的典范文献，影响深远。

　　《征高丽诏》十足表现出当时中国与高丽的关系，以及中国对四方藩属文绥武服的姿态，名正言顺、师出仁义的传统用兵号召，与“随才任用，无隔夷夏”的好才尚能，没有种族歧视的大一统宽容精神。

　　《征高丽诏》无疑是炀帝穷兵黩武，将隋朝江山推向灭亡之路的关键所在。

　　反切被广为利用后，韵书因而兴起，最早的音韵方面的书籍，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等书，但是这些书籍，如今都已遗失了。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记录反切的韵书，即为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切韵》一书出来以后，历代都以之为分韵的标准，韵目虽然颇有增减，内容则没有多大差别，如《唐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而这类书籍，最重要的目的，原是科举考试时士子写诗作赋押韵的标准。它对于一千多年来士子的影响力可说是无与伦比的。

　　东汉夷于董氏，亡于曹氏，自东汉至隋，有四百多年。图书先是有始皇之焚为一厄，再则有赤眉入京为二厄，董卓之乱为三厄，五胡乱华为四厄，侯景之乱，及北周南下、南朝之藏书尽焚毁为五厄，可知图书保存之不易。

　　《经籍志》是《隋书》最受读书人垂青的一篇，因为此志将东汉以后典籍之源流及演变，作了一番记载，对古书真伪考辨之功实不可没。

　　历来要考订古籍之亡残讹误，秦以前的书实有赖于《汉书艺文志》，汉以后的书则非赖《隋书经籍志》不可。而隋志之序，更将历代书籍之藏弃做了一番介绍，使我们对于中国历代经典及图书的认识又多了一层。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直到隋代以前，它显然还是个外来的宗教。唐初，中国人的佛教思想逐渐成熟，就外形而言，此时实为我国历史上佛教隆盛达于顶点之时期。这当然跟玄奘西游，带来许多佛教原典，加之他热心真诚且大量地翻译佛书有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禅、天台、三论虽在唐以前已开宗，但真正的发皇盛大，则是在唐以后。玄奘建立的唯识宗，及较晚形成的华严宗都影响风气，不仅在佛教史上，在唐以后的文化史上也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我们必须承认，唐代佛教的昌盛与初唐君主提倡也有密切关系。玄奘翻译佛经得到唐太宗的全力支援，而全国各地寺庙的建设，也多得之于君王的资助。

　　《大唐西域记》除了使我们了解玄奘当年求经的困难历程，它还提供我们：一、对7世纪前后的西域及印度，不论在历史、地理及风土人情的认识上，它提供了大批的资料。二、对佛教史的研究，本书也有积极的贡献，其中有关印度及西域诸国的僧院、佛教流派的资料尤多。三、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极大的助益。

　　《五经正义》一出，行于南北的学说义疏，复归于统一，而且终唐之世无异说，因为它是唐代开科取士的定本，凡欲参加科举的士子，没有不研习此书的，所以影响重大，《尚书正义序》正是其举足轻重的缩影。

　　自《正义》出而《尚书》的说法归于统一，不再有纷歧的见解，至终唐之世竟无异说。唐以前治《尚书》的人多为义疏，尤以南北朝为盛，自《正义》出，即为义疏体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即为正义体的流行。影响所及，如贾公度之于《周礼》《仪礼》疏，邢昺之为《论语》《孝经》《尔雅》疏。甚至清代的汉学家，用正义为名的亦不乏其人，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等，无不沿袭这种体式。

　　唯在《正义》的统一背后，隐然潜藏着一股疑黜经书的浪潮，为宋代经学另辟别派。

　　古代中国虽有不少科学技术发明，但因传统观念的轻忽，将所有的器物制作视为淫巧末技，以致科学无法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至于有关科技的著作，也因工匠地位的卑下和被士人视为风雅余事的缘故，而不受到尊重，所以流传得并不广泛，散失亡逸的情形相当严重。这便给世人造成“中国没有科学”的错误印象。

　　《天工开物》刊行于崇祯十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综合传统科技的伟大著作。该书对于近年的科技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即位诏》是李自成即位时发布的诏书。文中指斥明朝君臣不能体恤百姓的罪过，确实道出了当时的弊病症结。然而，最可注意的是，文中他以招服的口吻，晓谕明朝的君臣，已充分反映出他的一统野心。

　　清世祖元年，清军大举南下，范文程这封《上摄政王启》，实在是最大的关键。在文中，他详细剖析了两国强弱的形势，以及各种招揽人心的方针，等于替清人拟下了必胜的决策，相信即使明代不亡于流寇，也将不免亡于清人。

　　当时盛传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俗谚，便是薙发令雷厉风行的写照。

　　从此，脑后拖着一道“猪尾巴”就成了中国人的表征，备受西洋人揶揄和嘲讽。一直到宣统年间，诏令解除薙发规定后，束缚了中国人二百六十多年的辫子，才逐渐消失。

　　多尔衮的这一封《致史可法书》，事实上已敲响了明祚的丧钟，其后虽有史可法、郑成功等的力匡时艰，却仍无力挽回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治主导，使汉族第二度沦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对后世的影响是空前的。

　　郑成功是台湾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驱逐荷兰人，使台湾回到中国版图，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郑成功以一介儒生，抱着孤臣孽子之心，毅然承担起复国的重任，这份心力的贡献，自然是令人敬仰的。但是恢复台湾的功绩，才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大事。虽然在他死后二十二年，唯一奉明正朔的台湾也被清廷收服，未能持续他的志业，但是却促使清廷加强了对台湾的重视，不但使台湾得以逐渐开发，更与中国紧联起密不可分的血脉。历经甲午割台、抗日战胜光复等，台湾在近代中国史上，实有不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抚今思昔，不能不令人由衷地钦慕！

　　撤藩诏的直接影响，就清廷而言，等于是抓住了除去权臣心腹之患的机会，对巩固国基有相当大的帮助。而自乱平之后，藩兵尽撤回京师，改以八旗兵驻防，直接由朝廷统属，不再分封诸王土地，清代中央集权的制度也就更加严密了。

　　清廷笼络士人最高明的一招，便是举“博学鸿儒”。

　　在清廷以高压、笼络交替运用的政治手腕下，一收一放之间，的确是扼住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咽喉，为清初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末清初是中国近三百年来的转折点，宋明以来发皇滋长的理学，在此告一段落，清代二百多年的学风，则由此展示另一个契机。无论是就政治、思想、经济、学术而言，都是关键的一刻。

　　“经世致用”的主张，主要在于强调知识分子所应肩负的责任，呼吁读书人应以“有益于天下后世”作为治学的终极目标。在这个前提下，知识分子首先须具备相当的品格修养，以儒家“修齐治平”的信条为努力的方向，这便是“行己有耻”。

　　《与友人论学书》很扼要地说明了顾炎武的为学主张，充分表露了他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胸襟与抱负，他曾经沉痛地说过：“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这句话，无论对当时的学者，或现代的国民而言，都是强而有力的“暮鼓晨钟”，对后人的启迪和影响功莫大焉。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第一个与外邦签订的平等条约，时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九日。

　　和议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双方划定国界，一是清廷欲向俄国索讨逃入俄境的罕帖木儿。前者在数经交涉之后，依照清廷的意思，厘割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疆界，并刻碑为记；后者则因罕帖木儿已在莫斯科受希腊正教的洗礼，终究未能达成。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以战胜者的姿态签订下来的，因此条约的内容对中国较为有利，比起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但是，俄国人在此条约中，却也在无形中占据了广大的西伯利亚之地，又兼占了贸易互市之利，使其能在动乱中休养生息，培育了日后侵略中国固有疆土的势力。咸丰年间，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卒之力，以虚声恫吓，遂又席卷了外兴安岭以南江北滨海数千里的膏腴之地，而今河山依旧，国境全非，抚今追昔，岂不令人慨叹！

　　在思想上，他以“经世致用”的观点，调和了朱、陆间的异同，并直接针对专制政体进行剖析、反省的工作，《明夷待访录》是最能代表他这方面意见的著作；在史学方面，《明儒学案》有系统地勾勒出明代学术思想的全貌；《宋元学案》则草创体例，使黄百家、全祖望得以续成全书，呈现宋元两代的学术潮流；《明史案》则是万斯同《明史稿》的底本，《明史》一代巨作的完成，也有赖于此。

　　黄宗羲曾就各个角度，对他所处时代的各项环境作了深刻的反省。就思想家的立场而言，程朱、陆王之争，及王学末流的堕落，无疑是他最关心的对象，如何就前贤的种种言论，整理出一个切合实际的系统，以矫正当时的弊病，也成为他念兹在兹的努力方向。这点，促使他以八年的时间，倾心致力于《明儒学案》的撰写，终于成就了一代学术史的巨作。

　　《明儒学案》纲举目张，井井有条，将明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明、结构严谨的分类排比，因此无论在选材和编排上，都有超卓的成就，使这部书成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作，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详赡系统的学术史巨著。

　　雍正七年，雍正颁布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算是告一段落。一方面，清廷又以鲜血残酷地写下了强制高压的一页惨史，而另一方面，也引发出一些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

　　所谓“大义觉迷”无非是用君臣之义牢牢扼住夷夏之防的咽喉罢了。

　　《大义觉迷录》的颁行，在清廷言行不一的政治歧视下，并未能达到它消除种族意识的目的，反而使有智之士看穿了清廷欲盖弥彰的伎俩，因此，排清的意识依旧在暗中滋长着。直到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间，笼络、高压的控制得到全面施展，才逐渐“寂泊无所闻”。也因此，《大义觉迷录》被乾隆列为禁书，曾静、张熙被杀，只徒然写下清廷残酷的一页而已！

　　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戴震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还在于他以皖派首脑所导引出来的“考据学”。

　　戴震治学的严谨，更引领了其后学的研究态度，助力了一代学风的形成，乾嘉考据学之成为清代显学，戴震功不可没。

　　乾嘉考据学之所以颇令近人诟病，固然是戴震的后学误以手段为目的所致，但也未尝不是由他的方法学直接导生的。

　　在乾隆一道道上谕的催促之下，这一座凝聚了当时学者心血结晶的中国文化上的万里长城，终于美轮美奂地建筑完成了，其中的片砖片瓦，都是弥足珍贵的吉光片羽。这不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建设，衡诸全世界，只怕也找不出一个足以相提并论的例子！

　　乾隆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展开修书的工程，无非是借此机会重弹自顺治以来钳制思想、笼络士人双管齐下的老调。一方面，借口“检核”之名，彻底实施了检查违禁书刊的工作，将一些犯了清廷大忌的书籍——尤其是具有排清思想的著作，进行全毁、抽毁，或窜改字句的“检核”，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在此私心自用的心理下，《四库全书》排拒了许多明末爱国志士的著作，称其为“明季狂吠之词”，同时也任意割裂、窜改原文，就整部大书而言，造成了不小的遗憾，而其用心之巧诈，也十足地反映出来了。

　　另一方面，修书所需的庞大人员，也在宣扬文化的口号下，个个乐为之用。中国士人在高压、笼络的双重禁锢下，气息奄奄，再也没有反清的义举了。章太炎曾慨叹自乾隆以来义师“寂泊无所闻”，正说明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在笼络人心上有一定的成效。

　　《古文尚书疏证》的完成，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不但解开了悬之一千五百多年的《古文尚书》疑案，而且对清代学术的另一种学风——考据之学提供了助力。

　　《古文尚书疏证》的出现，至少有三种重大的意义：一是为清初学者批驳明代理学末流提供了坚强的证据；一是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受到怀疑，使学者逐渐敞开心胸，面对其他理论系统的知识；一是启开了影响清代甚巨的考据学风。

　　清代学术的中坚——考据学，在清初诸儒的开创下，到了戴震，更向前推展了一步，逐步迈向巅峰。此后，在戴震弟子辈的努力下，终于缔建了灿烂的考据王国。

　　大抵而言，章学诚治学的基本观点，在于经世致用，而著述大旨，要涵括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为一。与其说章学诚攻击戴震，倒不如说他纠正了承袭戴震学风可能产生的偏颇现象，他这种开阔的见解，其实正是对乾嘉考据学的一种指正！

　　可惜的是，章学诚人微言轻，一个人的真知灼见，毕竟还是抵挡不住滔滔的洪流。但考据学的弊端经他一语道破之后，影响却十分深远，着重经世致用的“公羊学派”接着兴起，考证学终于逐渐走向衰颓。

　　乾嘉学者以精密的考证、翔实的资料、严格的分析方法，从事研究工作，是不愧于“科学”这两个字的。

　　虽然历数之学并未实质触及科学的核心，很难说它对亟须引进西方科学的当代中国有多大裨益；但是，在观念上，“小道”的轻视现象，已经有所转变，“儒者之学，斯为大矣”的视野，已足以冲决过去的樊篱，对往后学者的胸襟，具有一定的开拓作用。

　　清末的学者在视野的开拓上，已涵纳了以数学为基础科学的范畴。同时，经由考证学家的努力，学者也很惊喜地发现：原来固有的文化中，已有足以媲美西方的知识学问！

　　《汉学商兑》一则明确地表达了当时“宋学”学者的态度，一则显示出学术风气转变的指标。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正月抵达广东，立刻展开了各项禁烟措施。鸦片战争的序幕，自此逐渐拉开。可惜由于鸦片战争落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沦于万劫不复之境。于今回思，益见林则徐的苦心孤诣和远见。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沧桑史的第一页，再往下翻阅，都是一页页充满了血泪的史迹，令人惨不忍睹。自此以后皇皇天朝的子民，沦落成列国强权刀俎下的鱼肉；自高自大的华夏民族，变成了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文化吉卜赛人”。传统的观念被侵蚀、粉碎了，西方成了优秀的代名词，是中国人一心向往的天国、梦境！一切的观念、结构组织，都逆转于向西方谋取调整的方向，而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在这刺戟下展开的“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

　　《南京条约》的签订，在当时或许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然而，由于主事者对国际约法的懵懂，拱手让出本国的权益。从此，中国门户大开，外人以坚利的兵器挟着丰厚的经济优势，长驱直入，为中国招来了一连串割地赔款的耻辱，原已凋敝的民生，更平添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疮痍。

　　此外，鸦片，这一战争的祸首，在条约签订之后，居然成为擎着公卖招牌的宝货，横行泛滥地毒害中国人民。然而，祸害尚不止此，之后的一个个条约，便是一篇篇用人民血泪书成的卖身契；一次次和谈，便是一次次含羞凝耻的自我拍卖……这一切，始作俑者都是《南京条约》。

　　继《南京条约》之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在《南京条约》中找到先例，只是程度深浅有所不同罢了。但无论中国受害的深浅如何，都一步一步地迫使中国走向灭绝的路径！中国近百年来的苦难，可以说是由《南京条约》肇其端的。而这创伤，在今天，依然痛着！

　　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但成为他毕生经略的目标，而且成了后继的有心志士发愤图强的鹄的，对日后各项改革，如“自强运动”，实在有很大的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足以使闭塞自大的中国人眼界一新，击碎了中国人坐井观天的偏狭心态。同时，更将他殚精竭虑思考出来的海防战略，一一在书中陈述，《筹海篇》《筹海总论》《夷情备采》等，都是他个人对海防的见解。

　　魏源观察时势的角度之广，也是值得后人敬服的。他所指出的“人心之寐患”，以及浓厚的忧患意识，更是当时被鸦片沉溺昏醉的社会的一剂强心针！可惜的是，这一点并未为后人所了解。“自强运动”的船坚炮利，终究抵不过人心崩溃的破坏力量。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自强云者，只是个形式而已。这是相当令人慨叹的。

　　《太平天囯奉天讨胡檄》所激起的，不是遥不可及的缅怀情绪，而是身受其害者内心的直接愤怒。而愤怒之火，则环绕于“华夷”之分而熊熊燃烧起来，形成了一股强猛的声势，几乎毁灭了岌岌可危的清政府。

　　虽然太平天囯企图以宗教建立起一个公正、清明的政府的理想，终于破灭在自己所号召的思想下，但是种族的对立，却也无形中对知识分子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所以辛亥革命便是在知识分子认清这种对立的情势下成功的。

　　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投身军旅，以湘军建功立名，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相当特殊的人物。但是，他的功过，迄今仍很难论定。有人称许他是“中兴功臣”“文化的守护神”，也有人咒骂他是“汉奸”“民族的败类”。究竟原因，主要症结在于他的敌手——太平天囯，实际上兼具了双重身份，在立场上不免有点暧昧。

　　由于太平天囯的性质杂糅暧昧，也使得击灭太平军的曾国藩形象混沌起来。

　　《讨粤匪檄》中曾国藩所显示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维护态度，更可能是需要进行正面的肯定的。在檄文中，曾国藩批评了太平军的暴虐，固然是一方面，另外，在批评太平军极力破坏儒家传统及民间信仰上，也真的是一针见血。

　　曾国藩以文化存续号召乡勇抵抗太平军，其之所以能得到许多人的响应——不仅是知识分子，也包括了农民——因而茁长出一股消灭太平军的力量，足可证明传统信仰和固有文化的坚厚与强劲。

　　事实证明了左宗棠的深谋远虑是更切合实际的。新疆的军事行动，在光绪三年告一段落，所需经费在左宗棠、刘锦棠悉心规划下，就地取材，节省了相当大的转脚费用；而新疆的一些建设，也在左、刘二人策划下粗具规模，为后来的改制行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光绪十年，新疆改制行省，派刘锦棠为首任巡抚，不但领土得以完整无缺，而且屹立西北，成为边防的重镇，颇有效地制止了俄人并吞新疆的野心。这都是左宗棠戡平新疆，建议改制行省的功劳！

　　在中国革命史上，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创立，分别标志两个关键的里程。

　　同盟会的成立，为革命展现了另一个契机，在会中，详尽地标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纲领，同时又成立了《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机构，与立宪、保皇的《新民丛报》相抗衡。在荟萃全国精英的同盟会努力之下，中国革命事业开始步入坦途，借由辛亥革命之前五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的启导，终于在武昌之役开花结果，缔建了中华民国。

　　《台民布告中外檄》充分体现出了台湾人民在被朝廷抛弃之后，那种无依无靠、瞻乌爰止的哀痛心情。但是，台湾人民在深心之中，对祖国的怀念，由于大陆、台湾的血脉相连，也显得更为眷恋。全台人心却宛如压不扁的玫瑰花一般，在盘根错节的荆棘丛中、乱石密布的沙砾地上，随处绽放着其与祖国同样色彩的鲜艳如血的红花，直到抗战胜利！

　　严复是第一个大量译介西方思想名著到中国的学者。

　　《天演论》的译出，距赫胥黎作此书只有三年的时间，因此在成效上也比较直接而显著。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念兹在兹的就是“自强保种”，这在序文中已很明显地表达出来了。

　　《孔子改制考》一书，在戊戌变法当年印行于上海，是维新思想家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在当时造成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民国初年的“古史辨学者”，正是在他们的观念刺戟下茁长的。

　　百日维新在康有为多方建议之下，遂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一百多天，光绪有关新政的旨谕共一百多道，针对朝廷内外各项缺失，作了相当剧烈的改革，如裁冗官、废八股，设矿务铁路、农工商总局。维新的形势大有可为，为当时的国运展露出一道曙光。

　　变法维新的失败，似乎为当时指出了“唯有革命，才足以救中国”这一条明路！

　　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议论，写于光绪二十八年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在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发展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此以后，小说遂逐渐成为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环，一直到今天，还是具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力的。

　　《革命军》的基本内容，首先号召全民起来进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进而扫除外国在华的各种特权和恶势力，并主张永远废除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书中很详尽地剖析了中国之所以需要革命的原因，同时更揭露了清廷对汉人残酷的统治政策，而且也相当鲜明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对革命的缔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自邹容入狱后，《革命军》更是风行海内，销售量达一百多万册，是清末革命群书中销量最大的书。影响力之大，可以想见。章炳麟的这篇序文则有推波助澜之功。

　　甲骨文的发现，是在一个有趣而凑巧的机缘上展开的。

　　甲骨文可以说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中国文字，据此可以对其后文字的演变，及中国文字的构造，作更明晰、有系统的考察，在文化上，有其重大的意义。

　　因此，甲骨文的发现，在近代学术史上可以说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它的出现，使载籍中世次、年历淆乱不清，人物、事件扑朔迷离的商代历史，有了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使我国的信史得以推展到商代早期，贡献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民报》的出刊，对革命事业有相当大的裨助。一方面，它可以正面提出各种主张，以唤起国人注意，并与当时由梁启超创办的保皇党刊物《新民丛报》相抗衡，在理论上抨击保皇党的谬误。另一方面，由于《民报》荟萃了国内的人才，形成强而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宣扬革命意识上，富有更积极的力量。

　　《<民报>发刊词》是孙中山先生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在三大主义中，孙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民生主义”的理论，认为“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这种超卓的识见，在方今民生问题依然成为一切问题根源的时代，更能看出其意义之非凡。

　　孙先生有鉴于此，遂融合中西学说的精华，独创出其著名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孙先生这套学说，虽未必尽善尽美，但较诸其他生吞活剥、罔顾历史文化差异而大放厥词的理论，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于此学说，孙先生不但成为被举世钦服的思想家，而且也为苦难的中国燃亮了一盏明灯，指引出一道向前迈进的坦坦大道！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无论在哲学、文学、古器物学上，皆有重大成就；尤其在文学方面，《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及《〈红楼梦〉评论》的“悲剧说”，都开启了国人心目，使文学批评的见解有更上一层楼的认识；而其一系列有关戏曲的论著，更使沉埋已久的瑰宝，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直到现在，仍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因此，有人誉其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五四新文学运动，虽说直接由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激生，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的迸发，其中必然经过一段潜藏的酝酿时期。我们若是将王国维在文学上的成就置于这个定点来评价，则《宋元戏曲考》一书，不但在阐扬、整理固有文化上有其一定的贡献，同时更兼具了开创新局的先驱意义。

　　王国维在文《〈宋元戏曲考〉序》中强调“一代之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元人戏曲文字“自然”的特色，我们若持之与胡适著名的“八不主义”做比较，其针缕吻合之迹，了然可见；而且胡适更有意在未完成的《白话文学史》中辟专章介绍元代戏曲，更足以证明上述论点。就此而言，《宋元戏曲考》实际上可以视作新文学的一座桥梁，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长文，就国体、政体的区别，在理论上给予“筹安会”强力的反击。

　　1919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政治上对巴黎和约不满的情绪激荡下，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新文学——主要即是白话文学，遂也如燎原的野火，迅速猛烈地燃烧起来，照亮了广大的文学园地。首先点燃起这个火种的，则是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篇《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则适逢其会地成为一篇正式的宣言，代表白话文学向传统文言文下了战书。

　　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国语教科书使用的命令，白话文遂正式获得了全面的成功，接下来的问题，不是“该不该”，而是“如何”写白话文了。这不得不归功于这篇《文学改良刍议》的倡导。

　　台湾的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但是直接的经营、建设，则要到荷兰入据殖民才开始。

　　从郑成功开始，台湾逐渐迈开稳健的脚步，展现她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尤其重要的，她也自郑成功奉明正朔开始，成为生聚教训的一个象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当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学上掀起狂飙式的白话文运动时，他的弟子顾颉刚在稍后几年，也以其崭新的历史观点，冲决了传统史学的范限，成就了史学的革命事业。

　　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者们翘首企盼史学新机运的来临，这个新机运，就是“古史辨学者”所开启的。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颇扼要地呈露了他的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虽终究没有完成，但是，这个观念却是突破传统樊篱的一柄利剑，有此“先锋”倡导，遂引领学者迈向了另一种境界，影响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傅斯年曾说顾颉刚已在中国史学上称王，虽不免有点溢美，却也道出了他在史学上的地位。

　　孙中山先生一生事迹，十足地证明了他毕生牺牲奋斗的精神，也无疑为他赢得了中外人士的景仰，但是这只能代表孙先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形象；遗嘱中的切切叮咛，至死不忘家国人民，以及他不慕名利、自愿隐退的仁者襟怀，更符合中国儒家传统的“仁道”精神，也更令人由衷地赞佩！

　　在这篇遗嘱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孙先生的精神所在，更可以确切地认识到一个当代伟人的胸襟及气度！正因为有他的叮嘱，我们才能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继续为民主宪政奋斗。

　　本文摘自龚鹏程主编《历史大变局：形塑中国三千年》。